爱国主义通过宪法规范能够得到具体的体现，没有对国家的认同，不可能有爱国主义情怀。
[1]当然，各国对于国际法治的含义、实现方式以及实现程度都存在不同的认识。美国同时公布相关条约范本供公众评论，产业界人士或其他公众经常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谈判{9}(P778-779)。
此外，还要勇于登上国际司法舞台，充分利用各种机会，了解国外同行的成功经验，掌握国际司法的发展趋势，宣传、展示我国司法的立场和成就。近年来，中国和平崛起的步伐明显加快，中国与其他国际公共权威的互动更加频繁和有力。这是我国首次在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引入条约解释中的一致解释规则{33}(P139-140)，是最高法院为发展中国对外关系法做出的重要贡献之一。(一)中国法院参与对外关系的新措施 近年来，中国法院尤其是最高法院实施了一系列备受国际法学者关注的措施。根据该司法解释第6条，国际法律文件应属于其他性质的规范性文件，此类文件在根据审理案件的需要，经审查认定为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可以作为裁判说理的依据。
1995年的Kadic案判决进一步认定法院可以以外国私人违反国际法为由根据ATCA行使管辖权。就前者而言，1995年6月最高法院与外交部、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六机构联合发布的《关于处理涉外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尤其值得重视。在搜查中提取的物证、书证，未附有笔录或者清单，不能证明物证、书证来源的，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相反，赞同监察委员会调查权为侦查权的人士，所重视的则是刑事调查权的危险性，认为这种调查的证据全都可以作为检察机关指控犯罪的证据，这种调查事实上已经取代了刑事侦查，而成为检察机关认定被调查人构成职务犯罪的重要来源。但恰恰相反，我国近年来在刑事司法领域发生的一系列变革，却朝着扩大辩护权适用范围的方向发展，使得越来越多的嫌疑人、被告人有机会获得律师的帮助。《监察法》所确立的各项调查措施，尤其是留置措施，都可以在这一环节得到适用。考虑到在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转隶监察机构之后，原有的职务犯罪侦查机构已经不复存在，而监察委员会已经全盘接手对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工作，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监察委员会的刑事调查就是对检察机关职务犯罪侦查的延续和替代。
考虑到监察机关在调查中不执行刑事诉讼法，而只执行《监察法》以及关联法规，而后者无论是对取证主体、取证手段、证据形式的要求，还是对认定事实的证明标准的要求，都是与刑事诉讼法的要求不可同日而语的。当然，监察体制改革的决策者更多地看到了这种单轨调查体制的优势，尤其是发现了既往反腐败资源过于分散所带来的效率低下、重复工作甚至惩治不力的问题。
根据权威的解读，监察体制改革实现了对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的监督，实现了 国家监察全覆盖，完成了国家反腐败资源的有机整合，使得行政监察（监察部门）、刑事调查（检察机关反贪污贿赂机构）以及预防腐败（预防腐败部门）等被统一整合进监察委员会之中，实现了监察委员会（国家层面）与纪委（党内层面）的一体化。一、引言 2018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下文简称《监察法》）在全国人大获得通过，这标志着我国的监察体制改革最终完成。一些学者指出，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具有侦查之实，所收集的证据材料都可以直接移送检察机关成为指控犯罪的证据，这种调查既剥夺了被调查人的人身自由，也侵犯了财产权等合法权益，这种调查不受刑事诉讼法的约束，等于脱离了有效的法律控制，不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制约，无法保障被调查人基本的辩护权，甚至导致职务犯罪案件全都规避了法定的立案和侦查程序。但是，监察机关单轨调查制度的确立，却对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提出了过于严苛的程序要求，而对刑事调查的程序限制却较为宽松，以至于无法达到刑事诉讼法对侦查所提出的最低要求。
应当说，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技术侦查措施一样，《监察法》所确立的技术调查措施，大体包括记录监控、行踪监控、通信监控、场所监控等等多种特殊调查手段，都属于对被调查人的通讯、行踪、谈话、会面等活动进行全程监控的秘密调查手段，会对被调查人的自由、隐私、尊严等权益造成不同程度的侵犯。例如，在诸如谈话、询问、讯问方面，《监察法》没有规定应当有两名调查人员在场参加，没有确立个别询问（讯问）的规则，没有告知被调查人的基本诉讼权利，尤其是有辩护的权利。对调取、查封、扣押的财物、文件，应当设立专用账户，由专用场所的专门人员妥善保管，等等。这本身对于有效地惩治腐败、维护政治的廉洁性乃至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都是一件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政治改革。
其次，按照《监察法》的要求，监察机关在收集、固定、审查、运用证据时，应当达到刑事诉讼法所提出的证据要求和标准。03、技术调查措施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关采取技术调查措施的权力。
后者经过审查，认为发生了犯罪事实、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就可以作出立案决定，案件由此进入侦查程序。在侦查期间，侦查人员可以在党纪政纪调查的基础上，继续展开调查，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要求来收集证据，形成案卷笔录，并需要对犯罪事实的认定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最高标准。
而刑事调查部则是一种相对独立的侦查部门。由此，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监察委员会的调查同时具有党纪调查、政纪调查和刑事调查的性质。尽管监察委员会作为国家监察机关，不具有行政机关的性质，但这种为查明公职人员是否存在行政违法行为所展开的调查活动，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通常是对被调查人做出与行政处分较为相似的政务处分，因此仍然具有行政调查的属性。四、对监察机关单轨调查体制的反思 监察体制改革的完成，使得党纪调查、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由监察委员会统一行使，监察委员会通过一场连续的调查活动，收集一套完整的证据材料，既对被调查人违反党纪、违反政纪的事实加以查清，又对被调查人的犯罪事实作出认定。与公安机关的补充侦查一样，监察机关的补充调查也最多不超过两次，每次以一个月为限。例如，对于物证、书证，除了要求必须是原件原物以外，物证的复制件、书证的复印件不能反映原物原件的外形、特征和内容的，一律不得作为定案的根据。
对监察委员会的党纪调查和政纪调查应确立低于刑事调查的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而对监察委员会的刑事调查则应确立像刑事侦查那样的最高证据要求和证明标准。但在监察体制改革完成之后，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原来纪委行使的党纪调查权、监察部门行使的政纪调查权与检察机关所行使的刑事侦查权完全合二为一，成为一种综合性、一体化的反腐败调查权。
在过去的讨论中，有关改革决策人士过于强调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调查衔接的重要性，强调监察委员会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而属于政治机关，强调监察委员会的调查不是侦查，调查也不必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强调在这种调查过程中不允许辩护律师介入其中，以避免反腐败调查受到消极的影响。批准决定应当明确采取技术调查的种类和适用对象，自签发之日起三个月有效。
相比之下，刑事诉讼法和相关司法解释对于上述调查措施却作出了更为严格的程序限制。不然的话，在公职人员职务犯罪案件中，就不存在刑事诉讼法意义上的立案和侦查活动，检察机关在未经立案和侦查程序的情况下，就对职务犯罪案件提起公诉，这就严重违背了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公诉体制。
而政纪调查所遵循的主要是《监察法》以及相关法规，也就是一般所指的国家监察法规。要走出目前的困境，使得监察机关的刑事调查被纳入法治的轨道，使被调查人获得基本的权利保障，就必须确立一种双轨调查体制，在监察机构内部设置相对独立的党纪政纪调查部门与刑事调查部门，前者遵守《监察法》以及关联法规的约束，后者则与其他侦查机关一样，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并达到刑事侦查所要求的程序保障水平。只不过，原有的监察只是一种行政监察。尽管《监察法》对这些调查措施做出了一些程序限制，但是，与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侦查程序相比，这些程序限制仍然是较为宽松的，并没有达到刑事侦查程序的最低标准。
再如，在侦查终结之前，检察机关可以组织专门的核查程序，也就是对侦查机关是否存在刑讯逼供或其他非法取证行为进行专门的审核调查，对核查全程都要录音录像，并将录音录像随案移送。《监察法》也没有对监察机关的鉴定设置任何限制性规范，对于鉴定人、鉴定机构的鉴定资质，鉴定检材的来源和资格，鉴定操作程序、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等，也没有做出任何明确的规范。
相对于那种动辄剥夺个人自由、财产乃至生命的刑事处罚而言，这些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给被调查人所带来的影响还是比较轻微的。01、强制性调查措施 《监察法》赋予监察机构对被调查人财产的临时处置权，包括查询、冻结、调取、查封、扣押等权力，也包括对被调查人住宅、办公室等处所进行搜查的权力。
04、非强制性调查措施 《监察法》还赋予监察机关进行谈话、讯问、询问、勘验、检查、鉴定等方面的调查权。但是，在监察体制改革过程中，改革决策者再三强调监察委员会既不是司法机关，也不是行政机关，而属于一种特殊的政治机关。
笔者发现，在监察体制改革之前，我国实行党纪政纪调查与刑事侦查的双轨制，纪委和行政监察部门负责党纪政纪调查，检察机关的反贪污贿赂机构负责刑事侦查工作。根据这种合署办公制度，党内的纪律检查机构与国家层面的监察委员会实行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编制，所进行的监督、调查和处置等职权具有同步性和同质性。例如，两者都要求这种技术调查（技术侦查）措施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监察委员会收集证据的活动一旦违反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程序规则，所获取的证据就有可能被归为非法证据，检察机关和法院就都可能将其予以排除，而不得作为提起公诉或者判决的依据。
在调查人员与被调查人之间，没有中立的第三方监控机制，没有像看守所那样有一些不承担调查责任的监管人员，来监控整个调查过程，保障被调查人不受到刑讯逼供、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取证行为。既然如此，这种调查当然应当受到刑事诉讼法的约束，被调查人当然有权获得律师的法律帮助，调查活动也应当受到检察机关的诉讼监督，并进而受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限制。
前者统一行使党纪政纪调查权，后者则行使刑事调查权。被调查人触犯相关法规的，监察委员会可以作出政务处分。
唯有如此，刑事调查部才能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监察委员会的政纪调查，显然也不会受到这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严格限制。
